一直被誉为对国家软件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国务院18号文件日前遭到深圳市副市长、深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应力的轰击，刘应力直言：“18号文件是一个不可操作的文件。”在推动软件产业发展方面，政府到底应当为企业做些什么？
政府支持弱在何处？
2000年，国务院颁发了《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》，在业内，这份文件一般都被称为国务院18号文。人们普遍认为，这部文件出台后，对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然而，在日前的一次论坛上，深圳市副市长、深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应力却直言：“18号文件是一个不可操作的文件。我举例说明，对于嵌入式软件，至今没人说什么是嵌入式？国税局不同意，出口软件退税退不了，而集成电路只管集装式。我们应该研究产业链的优惠政策，而不能热衷于宣言式政策，应该着重于降低成本的政策。”
此话一出，震惊四座。在座的东软公司总裁刘积仁评价：“这种话只有从官员的角度说出来才感觉有味道。”
国务院18号文难落实的情况，企业早有反映。用友公司总裁王文京说：“18号文确有未落实处，如产品地区销售分支机构不享受优惠，这是盲区。”王文京同时表示，在外汇使用上，还是比较落后，审批周期长。
其实，很多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都存在难落实的状况，部分政策在颁布之后，其实施细则的出台总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使这些政策无法有效得到操作，以至于一谈到国家优惠政策，一些企业就摇头叹息。此外，某些出台的优惠政策与税务部门的一些原则存在矛盾，导致政策不具有可操作性。外包软件统计体系不健全，导致企业不能享受相应的出口退税政策等等；在刘应力提到的嵌入式软件统计问题上，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虽然已有一套嵌入式软件统计的体系，但是该体系还需要修改。
企业需要政府支持
平心而论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，多年来，政府也一直致力于促进软件企业的发展。从较为落后的东北走出的东软集团刘积仁说，“软件企业发展与地区关系并不大，但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战略走出。1995年，东软集团成为第一个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。我们感受到政府与企业间互动对企业成长带来的好处。”
王文京也表示政府的制造业信息化、电子政务等政策对软件产业发展影响巨大。他说，“我对比过，国外软件发展较好的国家，确实感受到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相当巨大。印度、韩国和日本软件产业发展中，政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为什么软件产业没有大公司发展起来？我们企业自己要加把劲，加快做强做大，因为软件产业发展，最后要靠企业。国外软件业，要么只有国际市场，要么只有国内市场，而中国是国际、国内市场兼有，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一批大软件公司是完全有可能的。”
“我们软件产业在政府组织下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”，西安交通大学郑南宁院士声称，“政府在指导大产业方面，的确是企业所不能取代的，如果没有政府宏观引导，很多企业只能自生自灭了。当然这种引导建立在市场机制上，所以企业在用好国家政策上，应在市场增加能力。”
政府打造环境最重要
软件产业发展中，政府干什么？刘应力认为，有两件事最重要，一是创造综合成本最佳环境。他建议，研究产业一定要研究成本，研究成本应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，显性成本即可以量化的成本，如人力、土地等。但更要研究隐性成本，对软件产业来讲，有效人才、有效技术都是隐性成本。在有效人才方面，中国号称人力资源丰富，但IBM想找个懂计算机语言的人才，从乌鲁木齐走到大连，却找不到这样的人才。在有效技术方面，在高科技产业化全过程中，技术作用不到1/3，绝大部分是管理，即机制优于技术。中国软件外包中，显性人工成本比印度还低，但却拿不到订单。其次，在实现自我价值方面，刘应力表示，应创造一个激情的环境，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。
打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，无疑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。郑南宁认为，政府作用就是必须改造环境，环境好了人就愿意来，这是共性的。王文京建议，政府在宏观策略方面一定要将承接全球服务转移，纳入国家大的发展计划。在产业基地的建设上，逐步从物理基地建设为主，转向产业链增值，因为最后产业竞争力还体现在产业链的竞争力上。结合一些重大计划，选中几个方向集中给予支持。在重大技术和产品研发上，重点支持，形成核心竞争力，否则产业链建不起来。
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景俊海说，在打造环境的过程中，中介机构和服务机构对软件产业发展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些机构形成软件产业发展的环境。如争议较大的软件人才培养，就要更多依靠中介机构和专业化的培训机构，而不是依靠大学。因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，继续教育对软件产业比任何产业都来得重要。在人才培养和技术引进上，景俊海提出“引狼入室，与狼共舞，向狼学习”的方法。他说，中国家电产业发展实际上就是走了这条道路，这应是中国软件产业所学习的。
